回顧拍這條短片的動機，好像無法追溯到某個清晰的邏輯鏈條。那時看到奪目的招募計畫，便去圖書館讀了陳冠中先生的《香港三部曲》。回家後，不知為何，一個穿著西裝的男人坐在沙灘上無所事事的畫面頻繁浮現在眼前，正是最短的那篇《太陽膏的夢》。於是寫了個提案便交了去。
但實際上，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想改編，也不知道被觸動的是什麼。入選後，劇本縫縫補補大半年，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去尋找那個東西。每次見面，孔子都一次次地引導我說，你最想講的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和他討論劇本，卻總像心理諮詢，回想起來還蠻不好意思的。
原著小說裡，那個在沙灘上無所事事的二世祖宋家聰是個話很多的人，見到什麼都喜歡評頭論足一番。他吊兒郎當、頹喪、又彆扭地有著某種理想主義的堅持。他說自己什麼都不在意，全然虛無享樂的模樣，自述中又透露出一絲對抗的意味。對抗是生命力的表現，所以這個人大概還沒真正到虛無的地步吧。可是，為什麼又會變成這副模樣呢？
在上海工作那年，每天上班出入同一個地鐵站。某天走過突然在想，我一天經過這裡兩次，減去假期，一年如果算三百天，那就會經過六百次。和一個地方相遇六百次，它卻那麼地光滑——沒有因我而發生一絲一毫的改變。這個念頭令我震驚，在兩年後的今天，當在另一個城市改著劇本時，它又奇怪地顯現出來，在腦中浮浮沈沈。
大學畢業後搬去了港島。不知從何時開始，無時無刻都會聽到一個持續的低頻聲，低到能讓身體產生物理振動的那種，朋友笑我像阿比查邦Memoria裏的主角。最嚴重的一次，那時在中環廣場等採訪，突然全世界都在向我發出轟鳴。一種不知道從何而來，與我無關，卻具有摧毀性的力量。後來發現，這聲響大概是來自遠遠近近汽車引擎的轟鳴，還有無數冷氣機的聲響——平常吵鬧繁華時被遮掩、等到夜晚安靜下來，獨自坐在望不到天空的小房間裡，才聽得清的那個揮之不去的、像是從頭顱內部誕生的低鳴。這低鳴時常讓我抓狂，後來甚至到了精神衰弱的程度。
就在這背景音中，改寫了很多版劇本。因為摸索的不是很傳統的敘事和影像風格，自己又不大自信，總在問別人的意見，每人意見也都不同，反反覆覆，焦頭爛額。和它糾纏的這些時間，第一次意識到什麼叫面對一張白紙的最極致的孤獨。短短幾頁紙，寫下的東西很多都是直覺性的：他就是要說這句話，這裡就是要出現這個人，但我無法解釋，又隱約覺得這些東西來自潛意識，令人慌亂。當被否定或質疑的時候，我對自己沒信心，卻一旦轉用其他方法，又感到無比陌生——我感到十分脆弱：如果傾盡心思，解剖自己寫出來的、拍出來的東西很平庸，甚至差勁怎麼辦？後來想起《再見繪梨》裡，優太爸爸說的，「所謂創作，就是要踏入受眾的內心情結，使他們或歡笑，或哭泣，對吧？如果創作者不會因此受傷，就太不公平了吧？」確實如此。最個人的表達就會是最公共的。如果結果不夠公共，那說明它還不夠個人。如果已經夠個人了，那就是他沒有真實地挖掘自己，或是本就不具備呈現那真實的能力。無論是哪個結果，我都得坦然接受。
有趣的是，我在如何呈現荒誕感上卡了很久，我發現，如果想拍出好的荒誕片，自己的內心一定要「本就是如此理解世界的」才行。可是另一方面又深深地了解，或荒誕或幽默的人生態度，並不是我現在就擁有的，而是我所渴望的。
後來朋友分享一篇文章，是一個女孩寫自己每天返工在九龍塘換乘，某日撞見跳軌事件的經歷。讀罷，心像是被猛擊了一下：啊，就是它了。生活就是這樣，有時那最後一根稻草、給你帶來致命一擊的，可能是完全與你無關的事情，無形而微妙——正如感覺自己與很多事無關一樣。
在九龍塘站拍攝時，越來越多的職員來到監視器旁，望著阿駿，緊張兮兮的模樣。真實和虛構的界線在這一刻突然變得模糊。如今東鐵綫的站台，也幾乎已經全部封上了圍欄——就如為了防止抑鬱患者自殘而將所有刀具沒收一樣。從此這個篇章就進入了歷史。
拍攝間隙，駿跟我說，你將那沉鬱黑暗的部分拍了出來，但那一點點光明的一面、如果存在的話，可以是怎樣的呢？我不知如何回覆，看到光明的眼睛、或是說樂觀的選擇，總是比選擇悲觀來得更難。即便是如今，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擁有這種智慧和勇氣。
整個製作過程並不容易，甚至可以說困難重重。但我始終相信，發生的事情就是本應發生的。其中受到了很多劇組朋友和前輩的幫助，也算是幸運地順利完成。把心理鬱結變成影像故事的過程就像弗洛伊德把病人潛意識裡的怪獸帶到意識上來，它便失去了威脅。完成短片後，我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但卻感覺，終於能夠將它放下，繼續前行了。
媽媽是我的第一個觀眾。看完後她說，最大的感受是，原來自己從前是這麼飄忽和孤獨。這令我驚訝，因為從未想過會得到這樣的回應，我也從未想過要在影片中表達孤獨。後來第一次公開放映，觀眾和我分享著，又像是在自言自語。之後它會走得多遠呢？又會走上怎樣的旅程呢？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作「影片完成後，它便有了自己的生命。」